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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语言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理论的交集

时间:11-17/2020 16:15 | 点击次数:

  摘    要:二十世纪文学批评理论的核心是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的语言转向和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及其催生的符号学对文学文化批评理论产生的范式性影响。本文从四个方面探讨现代语言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理论的交集:(1)语言学理论对文学和文学批评理论的介入;(2)作为文学批评理论家的语言学家;(3)作为语言学家的文学批评理论家;(4)作为“批评理论”的普通语言学理论。最后指出,完整的语言学理论包括对文学的思考,完整的文学批评理论也离不开对语言的哲学思考;文学批评的多次转向都与语言学的范式转向有关,困扰文学批评理论的许多问题(如文学理论、文学研究、文艺理论、文论、批评理论、理论/元理论、批评/元批评等)都可以从现代语言学视角得到解释和澄清。

  关键词:语言学理论;结构主义;符号学;文学理论;批评理论

  作者简介: 封宗信,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语言学理论、语用学、文体学、叙事学、翻译研究。

  引言

  尽管文学批评理论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但现代意义的文学理论则始于二十世纪。俄国形式主义者和英美新批评家对文学作品语言的重视,以及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对文学批评理论产生的范式性影响,为源远流长的文学批评理论开辟了新篇章。

  二十世纪以前的文学研究对作品内容的关注多于形式,关注重点从作品的历史语境到作者的传记无所不包,唯独不关注作品的语言。虽然俄国形式主义和英美新批评各自的发展路径和关注点不同,但它们都对文学语言感兴趣,都把文学文本及其功能看作文学研究的对象,可以说是文学批评理论的语言转向。前者视文学为独立于哲学、社会学和生物学的具有文学性的存在,而非世界的一个窗口;后者认为文学研究应以文学语言异于普通实用语言的方式和文学语言表达的独特真理为目的。前者重在解释整个小说文类的运作方式;后者的细读法重在描写单个文学作品(尤其是诗歌)的方法,旨在解释文学体现普世真理的具体方式(Rivkin&Ryan,2004:3~6)。

  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在符号学视角下为语言学指明了科学的研究对象,使语言学与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学科彻底分离,成为一门独立的现代科学,同时也为结构主义符号学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由叶姆斯列夫、雅可布森、巴特等结构主义者发展为二十世纪最有影响的方法论,影响了一大批不同的学科,包括人类学、神话学、文学批评、文化分析、叙事学、精神分析等。但研究文学的科学既没有明确的研究对象,也不是名正言顺的“文学学”(封宗信,2017/2018)。童庆炳(2004)指出,“以文学为对象”“揭示文学基本规律”“介绍相关知识”的学科有三个分支: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统称“文艺学”。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既有分工又有联系,在理论层面甚至相互代替。Harland(1999:v)指出,没有不涉及理论的文学批评,甚至最“实用”的文学批评形式背后和以文本为导向最甚的阐释或评价背后都有理论假设和暗示,但批评理论已经发展为一个超越文学本体的文类,包括哲学、美学、阐释学等许多学科的内容。本文拟从语言学理论对文学和文学理论的介入、作为文学批评理论家的语言学家、作为语言学家的文学批评理论家、作为“批评理论”的语言学理论这几个方面探讨现代语言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理论的交集以及语言文学界面上的一些问题。

  一、语言学理论对文学和文学理论的介入

  现代语言学理论的不同流派几乎都在关注语言与文学的关系以及文学和文学理论问题。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指出过早期语文学(philology)研究与文学史的关系,探讨过语言的内部和外部成分与文学语言的关系、文学与语言的发展、文学语言与本地习语等问题(de Saussure,1959:1,21~25,140,195~196)。哥本哈根学派语言学家叶姆斯列夫在探讨语言学理论与人文主义、语言学理论与现实的关系时都谈到了文学研究,并指出“文学科学”的一些问题对语言的理论和语言学研究至关重要(Hjelmslev,1961[1943]1:96~102)。美国语言学家萨佩尔、伍尔夫、布龙菲尔德等都关注过文学。萨佩尔设专章探讨过语言与文学的关系(Sapir,1921:182~190),伍尔夫在探讨玛雅象形文字时多次提到玛雅文学及文学文化研究(Whorf&Carroll,1956)。布龙菲尔德指出,语言科学与书写的使用、文学研究等有关(Bloomfield,1933:21),还提到过汉字书写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关系(同上:286)。

  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是在符号学层面准确界定了语言符号本质的具有现代科学性质的普遍理论。布龙菲尔德认为语言学为符号学做出的贡献无与伦比(Bloomfield,1939:55)。语言是所有人类符号系统中的核心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系统(Jakobson,1971a:658),而且是可以解释所有其他系统的解释系统(Benveniste,1985:239)。巴特因此指出,语言学是凌驾于符号学之上的一门学科(Barthes,1967:xi)。结构主义语言学模式的最大功效是可以运用于更大范围社会现象的研究,为分析文本和社会实践提供了方法论,让我们在符号学视角下把文化现象和社会实践看作类似语言的东西,发现其中的潜在法则。这也许是现代语言学理论介入文学研究的最大动因。

  语言学家对语言符号的指示意义与联想意义、字面意义与隐喻意义等一系列关系的探讨,为文学语境下的意义阐释提供了理论基础。语法上“合格”但语义上“不可接受”的句子,如乔姆斯基的经典例句“Colorless green ideas sleep furiously”(Chomsky,1957:15),不但在联想和隐喻层面有意义,而且意味深长。语言学家威多逊对文学语言有精辟的论述,认为文学作品(尤其诗歌)是篇章(text)层面偏离语法规则与话语(discourse)层面表达有效意义的矛盾统一(Widdowson,1975:27)。文学是语言也是艺术,而且是仅以语言为材料的唯一艺术形式。现代语言学的每一个理论模式都为文学话语的分析和阐释提供了模式。许多语言学家曾探讨文学语言和文学性问题(Mukaovsk,1964a,b/1977;Halliday,1971;Carter&Nash,1983;Carter,1987),许多文学理论文献都把文学的定义、本质、功能当作重要议题(Wellek&Warren,1949;Ejxenbaum,1971[1927];Ohmann,1971;Todorov,1973;Pratt,1977;Eagleton,1983;Todorov&Lyons,2007),因为这些都是俄国形式主义以来文学理论家没有找到答案的老问题。法国文学理论家和结构主义叙事学家热奈特指出,文学的语言物质性是文学研究与语言学的交汇点(Genette,1982:149),因此现代语言学理论势必介入文学和文学理论。

  二、作为文学批评理论家的语言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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